對“偏見”覺醒后的另一種可能 張藝馨專訪

采訪/撰稿：周涯

圖｜受訪者提供

“偏見是不平等造成的，和社會流動、教育體系、階級結構交織在一起，紀錄片人就是要尋找出偏見背后的邏輯并盡可能消解偏見。”

這是紀錄片導演張藝馨寫下的句子。從2011年至今，她拍攝創作了多部不同題材的紀錄片，關注音樂家的真實情感，觀察生命軌跡和真實個體的變化，記錄不同環境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生存狀態 ……張藝馨的每一次的創作選題，都關乎某一特定環境下不同身份的人。她拍攝過來華引起轟動的日本演員，改變中國文化浪潮的音樂人們，在社會動蕩中的北京搬家師傅，以及有真愛人卻不得不假結婚的女性。她關注人的性別意識、她的朋友在時代中發生的荒誕事，她熟悉的城市里被迫流亡的人……

看似平淡的個人生活中蘊含著震撼人心的苦難真相。此刻北京正在發生人群移動，而我像是在書籍和文獻的象牙塔里。從社會學角度反思新聞傳媒，反思紀錄片，反思戲劇性和單一視角——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惡，唯求理解。”斯賓諾莎的這句話是張藝馨的創作箴言，紀錄片倫理也是張藝馨經常思考的問題，她說她其實并不完全認可這種創作媒介： “近幾年，每次拍一個題目，我都會說這是我最后一次拍紀錄片了。”然而有新的事情發生時，她坐立不安，最終又拿著攝影機出去了。

《無聲合唱》是張藝馨導演的第一部紀錄長片作品。講述了一群聾啞孩子想通過一件不可能的事——唱歌來改變命運的故事。2022年第十七屆新西蘭邊鋒電影節提案單元，南亞的達卡電影論壇Dhaka DocLab的提案單元，《無聲合唱》均作為唯一的華語紀錄電影入選。《無聲合唱》也曾出現在之前的廣州紀錄片節CCTV專場，北京紀實影像周和CCDF提案大會上，并獲十佳提案，及CCDF“IFG最具影響力潛力獎”。

“2018年8月，“無聲合唱團”在北京音樂廳上演，感動了在場觀眾。隨著媒體大量報道，他們的故事逐漸為大眾所知。盡管在網絡上他們已經“走出大山”、“唱響北京音樂廳”，但在廣西百色市的這個小縣城，這些孩子們的生活似乎并沒有多大改變。電影《無聲合唱》記錄了背后的故事。如果沒有聲音，音樂意味著什么？如果從出生開始就活在無聲的世界里，歌唱又意味著什么？歌唱給孩子們的命運帶來了什么？這些問題將在這部長達90分鐘的紀錄片中得到回答。

2010年初的北京文藝圈百花齊放，那時年僅20歲的張藝馨喜歡把不同職業、背景和年齡的朋友聚在一起，許多朋友也因此相識，甚至結為伴侶。她認為，人們最初是沒有差異的，差異來自于后天的文化環境造就的成見，差異不應是人們隔閡的理由，而是應該成為互相碰撞和吸引的原因。電影則將真實特寫化，讓廣義的人們能夠理解任何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和事。你可以通過電影去理解一個明星，也可以去理解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最真實的一面。

第一次見到張藝馨是在2013年的一次放映，當時她有幾部與音樂或音樂人相關的短片嶄露頭角。這部已拍攝制作5年的《無聲合唱》仍然與音樂相關。這是巧合也是必然，出生于80年代的張藝馨從第一次買打口碟，到高中時成為搖滾樂隊的鼓手，音樂就成為了她生活中重要的事之一。那個時代正是福柯、弗洛伊德、康德、波伏娃、安迪沃霍爾等偉大思想家被介紹到中國、影響年輕人的時代，以及搖滾樂生猛的獨立精神，這些都建立了她最早期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更成為了她觀察社會的原動力。

張藝馨與無聲合唱團的發起人李博的相識，也是在北京的音樂或藝術環境中。曾經的李博是一個少年成名，飛揚跋扈的先鋒藝術家，2018年，張藝馨通過共同好友接到李博的電話，說起這些年他與無聲合唱團的經歷。再次見面時，那個曾經奇裝異服，每次見到頭發顏色都不一樣，唱著批判的搖滾歌詞的李博變得樸素而平和，他和搭檔音樂人張詠因為“聲音采樣”這個意外，和這些孩子們一起，原本的生活軌跡完全改變了。張藝馨也開始參與和見證這個奇妙的旅程。

這一拍就是四年，四年里，他們像候鳥一樣，每年來廣西凌云縣和孩子們一起唱歌，生活一段時間。幾年相處，攝影機記錄了孩子們那些被媒體廣為傳播的感人高光時刻，記錄了孩子們參加合唱團后慢慢發生的變化，記錄了普通人生活顯現出的另一種“可能”；亦如實記錄了任何一點對原有秩序的改變都會面臨的重重挑戰。

張藝馨說，據人口調查數據，中國約有2000萬聽障人士，但在中國對于無障礙的認知還在起步階段，無聲合唱團的孩子們所在的是一個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之路上處于毛細血管位置的縣城， 青山綠水之間的狹縫中，到處可見拆除和新建，密密麻麻的新樓群，物資豐富、商業繁盛，看上去和任何中國縣城沒有太大不同。這樣在脫貧邊緣的縣城依然閉塞，追求財富是人們最基本的需求。但身處于廣西凌云縣的這些孩子已經改變了他們家長對他們的看法，改變了村里的人對他們的看法，也改變了很多普通人的看法。這個合唱團改變的不是聾人，改變的是普通人的觀念。只有改變了普通人的觀念可能才有真正的理解，有了理解才會有平等。他們有什么樣的理想，才能被看見。

《無聲合唱》里用的最多的是特寫和全景。特寫不僅能拉近了觀眾與孩子們之間的距離，還帶領觀眾感受陌生的無聲空間。而全景，則是去強化人的外部環境的不同造成的處境。在拍攝的幾年里，盡管孩子們非常可愛，很難不與他們親近，但張藝馨選擇以不干預的姿態去觀察和記錄，以不強加個人價值觀的原則去表達，在她看來，盡管和孩子們心底的距離已經很近了，但幾年拍攝中她仍然克制了參與，保持自己記錄者這個身份，用鏡頭去參與這段時光。現場盡量多的拍攝孩子們的手語交流，她說不想讓擅長語言的我們，成為主流文化的霸權者，把孩子們代表了。2022年，張藝馨成為了一個母親。她說以前她是怕這個身份的，而和合唱團的孩子們相處，讓她感受到了孩子的美好：參與生命的生長，與孩子分享生活是一件很有樂趣的事。

和孩子們在一起久了，張藝馨對聲音越來越敏感， 從拍攝現場，漸漸到有時候生活中，她也會帶上耳塞，感受孩子們的感官。她說孩子們的時空讓她意識到，人的耳朵總是太過匆忙，沒有取舍地接受所有噪音，沒有任何一個感官能受到如此巨大的影響，以至于注意力被雜亂的背景牽引著走，而當聲音被弱化，感知反而更清晰了一些。合唱團一起出行經常是十幾個孩子和幾個大人，二十多號人，卻很安靜，不需要復雜的語言，甚至只會簡單的算不上標準手語的手勢，卻可以通過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去交流心領神會。合唱團曾經有個孩子帶過人工耳蝸，后來不帶了。藝術家李博問孩子為什么不帶了，他說“太吵了”。

張藝馨說，無聲合唱團的一路，組織者，和拍攝者有時會被問：為什么要教失聰孩子唱歌，而不是教他們畫畫/跳舞？ 實際上在實踐中，孩子們對唱歌和對畫畫 /跳舞一樣，有好奇，有他們的探索和理解，只是那種探索和對聲音的接收方式和大部分人不不同。就是這種很小的點，造成了人們之間的不理解，讓她覺得不得不把這部影片拍好。她認為經歷的這個故事的重要之處在于，大部分人都因為無聲合唱團而表現出對于聾啞孩子不能唱歌這種“偏見”的覺醒，孩子們的自我覺醒，聽者的觸動和反思，過程中也提供了觀念的碰撞，反證著偏見。在人們從小受到集體主義思想洗禮的環境中，這種由內而外的覺醒尤為珍貴。她試圖用這個具有一定普世性的故事把這種反思和改變用電影的方式帶給更多觀眾。可以讓聽人們了解無聲世界的美，了解他們的語言、聲音、文化與認知世界的方式。

如今，張藝馨和著名制片人趙佳、袁野以及阿根廷的剪輯師Federico Delpero Bejar在《無聲合唱》的后期制作階段。趙佳是著名的荷蘭裔華人制片人，“她身上有東方文人的雅與潤，也有杰出的職業女性的睿智犀利的眼光”，而本職工作是策展人運營人的袁野，會在導演面對素材的遺憾氣急敗壞懷疑自己時，用結果導向的方式思考解決方案。這部故事長片的發行計劃是院線，電影節、電視和網絡媒體，公益放映，制片人也有一些社會影響力計劃。“這是一個復雜的項目，后期工作非常龐大。總共有400小時的素材，除了場記，人物分組梳理之外，最困難的是我們拍攝了大量主角之間的手語對話，在拍攝時其實并不完全明白他們在說什么。孩子們說的不是標準手語，很多時候只有他們之間才明白在說什么，而鏡頭捕捉到的信息也并不完全完整，連和他們最熟悉的老師都不能完全翻譯，最終確定了合唱團一位手語和寫作都很好的女孩楊曉菲，才開始順利翻譯，并標記了注解。做手語翻譯就用了很長時間，之后還需要把挑選出來的素材再翻譯成英文。但是不得不說情感是共通的，即使最初通過看沒有英文字幕的素材，敏銳的剪輯師依然快速抓住了很強的故事核心，剪出了很炸的片段。影片的一部分內容將會是手語對話。也會使用聲音設計去再創造聽障人士的感官世界。” 制片人和剪輯師和導演的組合，讓創作閃動著火花順利進行著，也給了張藝馨有力的支撐，相信這個故事的能量會發揮到最大。

張藝馨說，從某種層面講，我們每個人都面臨這個問題，種族、性別、地域、殘障是我們生來就有的圈層。內隱偏見正深刻地，隱蔽地，無意識地影響著聽障孩子們，也塑造著他們的人生。聽障人群不是唯一受到這種影響的人群。而當人們試圖打破這種偏見的時候，會面臨很多來自現實層面，情感層面，文化層面，甚至道德層面的困惑。張藝馨說最有能量的音樂，不僅與生活有關，更是和當代文化價值觀、社會公共問題密切關聯著的。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想象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們是不是能夠透過我們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去找到那種同一性，去看到破除偏見后的另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