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之上》是一部看上去很簡單的電影，沒有刻畫遼闊的土地，沒有探索革命的遠景，甚至沒有表現更完整、更復雜的行動。四位特工空降黑龍江，才在當地接頭就遇上了特務，要營救的對象還毫無蹤跡，隊長就被捕了。兩個小組，一個行動嚴重受挫，另一個奉命立即撤退。一位同志在撤退途中犧牲，隊長也被敵人槍斃。在所謂的大歷史面前，上述細節是難以歸納到整體敘述當中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哈爾濱，距離曙光初現還十分遙遠。他們的使命是救出從日本集中營脫逃的受難者，向國際社會控訴。以歷史的后見之明，這種行為恐怕也未必有很好的效果。

然而，電影就是在此基礎上展開描繪的。正是因為夜正長路也正長，才需要有更堅定的信仰，更執著的追尋。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看到黎明的到來，卻從不懷疑中國一定會迎來那樣的時刻。于是在黑夜中摸索，就成為革命者最沉重，也最尋常的生活。

在個人情感與革命事業之間，在保護自己的妻兒，與保衛千千萬萬的同胞之間，他們背負著沉重的負擔，卻依然勇往直前。四位特工，本來是兩對伴侶，隊長卻要求他們拆開組隊，分兩路進入哈爾濱。為什么？不是擔心自己不能忍受敵人的嚴刑拷打。只是當愛人在面前遭受酷刑，需要你的一念之差來保全性命，你真的能夠承受這樣的考驗嗎？

當熱戀中的少年情侶還在因為突然的分離而任性，中年夫妻則相約等到行動結束以后，活著的一方要去找回流落在哈爾濱街頭的一對兒女。你可以想象他們這些年來在蘇聯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怎樣的煎熬中度過。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樣分別兩樣情。火車上的匆匆一別，相愛的人再也沒能相見。甚至可能，再次聽到他的消息時，他已經成了叛徒。張譯扮演的張憲臣，扛住了敵人的拷打，卻無法在迷幻劑的作用下控制自己的意志，吐露出的只言片語，已足以使他被同志指認為叛徒。當周乙把他被捕和泄密的消息告知另一組隊友時，楚良忍不住罵道：“叛徒！”周乙說：“老張不是叛徒，我在現場，我可以作證。”可是更多的時候，沒有人會來作證。

這不是空穴來風，熟悉革命歷史的人會知道，被俘意味著什么。同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丁玲也曾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為了爭取釋放，她不得已寫下一張字條：“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就是如此，直到五十年以后，仍被周揚看作是叛徒。像丁玲這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受到全社會的關注，還有機會得到釋放。等待著無數個老張的，則只能是敵人的一顆子彈。

受難者的墳前沒有花環。電影結尾，觀眾先是看到被誤當作我方特工的敵人跪在地上，等待槍決，因此會心一笑。然而，鏡頭隨即就切換到他的身邊，那里站著我們的英雄老張，一聲槍響，與敵人倒在了同一片土地上。有人說，這難道不是對英雄的玷污？然而，這正是白區革命工作的現實。沒有抒情，卻有荒誕。能夠帶上敵人一起死去，從而讓戰友繼續潛伏下去，這反而是一種更大的勝利。

電影在一些細節上，并不十分尖銳地挑戰了觀眾對更理想的英雄形象的預期。比如老張看到兒子跳車被捕，以及和敵人金志德一起受刑，楚良關心則亂險些暴露了小蘭的身份，以及脫口而出稱老張為叛徒等等。但這并沒有損害革命者的形象，反而在激烈的作戰間隙，隱約地透露出，在英雄壯舉背后，其實有著無奈的現實，深沉的情感，越是壓抑自己，就越是牽動著觀眾的心，不自覺地與之一起震顫。在如此緊張刺激的諜戰世界中，張藝謀深層次的訴求，仍然是探尋觀眾更穩定的情感結構，喚起記憶深處的共鳴。

電影結尾，活下來的周乙和小蘭并肩而立，像是代表著最深重的苦難，與最熱切的期待。小蘭詢問老張和楚良犧牲的過程，周乙說我不是講過幾次了嗎？他們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這既是對小蘭的安慰，也是對戰友鄭重的悼念。在革命的洪流中，那些細節終將煙消云散，任由混合著雪水的斑斑血跡留在心中，反而要為繼續前行者增添負擔。不如就像電影的顏色一般，黑白分明。他隨即將話題轉向行動的代號：“烏特拉”，那是俄語里黎明的意思。我們終將迎來黎明，那是屬于小蘭的，也屬于老張和王郁的兒女的時刻。暫時遠離了夜幕下的哈爾濱，讓我們享受片刻的放肆，盡情地期待未來，以抒情當作征途上的休息。生離死別豈能無動于衷，然而正像片尾曲唱的那樣：假如時間真的有盡頭，你們的重逢不會等得太久。

這是一部每個人都在壓抑著自己情感的電影。和同伴相比，劉浩存扮演的小蘭像是一個異質性的存在。她太嬌俏，太稚拙，眼里還閃耀著純潔的光，似乎和哈爾濱的夜幕格格不入。然而，正因如此，她就不只是行動的參與者，還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張藝謀心底浪漫精神的影像表達。她就像一只夜鶯，具體可感地預示著黎明的到來。就像張藝謀導演對于我們時代的意義：無論周圍充斥著怎樣嘈雜的聲音，你總是可以分辨出他獨有的調子。清澈、純粹、質樸、動人，因此帶來生命的希望，與力量。

來源： 北青藝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