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諾》《水果硬糖》《盜夢空間》女星艾倫·佩吉發布長文，詳談自己演戲多年遭遇的性騷擾、女性廣泛遭受的不平等。身為同性戀者的她說18歲時演《X戰警3》，被導演布萊特·拉特納騷擾，如他曾讓她“去干”另一名女性。佩吉還說入行最后悔的事是跟伍迪·艾倫合作，并呼吁大眾“別對受害者的發聲麻木”：

佩吉首先寫到，在《X戰警3》開拍前卡司見面時，她被拉特納用手指著說：“你應該跟她干一干，讓她意識到自己是gay。”他說的“她”是佩吉身邊的一個大她10歲的女性。而喜歡女性的佩吉，當時并沒有明確對自己“出柜”，處于身份的迷茫期，“我意識到自己是gay，但這么說吧，我不那么明確知道。”

當拉特納這么說時，佩吉感到被冒犯了，她卻只能看著自己的鞋子，不能發聲，周圍的人也沒能說什么。“他不顧我的處境就曝光了我的性取向，這樣的行為我們都能意識到是恐同。”

佩吉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這樣的公開‘被出柜’讓我長時間感到羞恥。讓某個人因為自己的身份而羞恥，這是一種殘酷的折磨。”

后來，她還在片場多次耳聞目睹拉特納不尊重女性的言辭和行為。

終于有一次，她和拉特納發生了沖突：他在很多人面前要求佩吉穿上一件寫著“拉特納之隊”的T恤，被拒絕后依舊堅持。佩吉說：“我跟你不是一隊的。”而那天晚些時候，電影制片人去了她的拖車，告誡“不要那樣跟拉特納說話”。她也因此受罰，“他卻沒有因為我們都目擊了的直白的恐同、虐待行為受罰或被開除。”

10歲就開始演戲的佩吉，說她入行后目擊了各種各樣的虐待行為，“他們想讓你自覺渺小，剝奪你的安全感，讓你覺得依附于他，讓你覺得他們的不當行為應該由你來承擔責任。”并表示她16歲時，曾在某工作要求的飯局上被一個導演騷擾，他在桌下撫摸她的腿，說：“第一步得由你來做，不能是我。”佩吉拒絕了。“多么痛的領悟：我在工作中的安全無法得到保證”。同樣是她16歲時，曾被一個導演要求跟一個20多、快30歲的男子上床，并告訴他們情況。她也拒絕了。

佩吉感嘆：“看看那些曾經描述過好萊塢中的性騷擾的未成年人們，他們有一些人已經離開了，因為濫用藥物和自殺而消失。而加害他們的人呢？還在工作，在我寫下這篇文章時，他們依然被保護著。你知道這些人是誰，他們在關起來的門后面被討論的頻率不會低于韋恩斯坦。而如果我——一個如今享有特權的人，都遲疑不敢說出一個名字，那那些沒有特權的人又能何去何從？”

她寫道，針對女性的暴力尤其傾斜于低收入女性，特別是有色人種女性、跨性別者、酷兒和原住民女性，她們因為經濟現狀和對司法體系的不信任而無法發聲。佩吉舉出了一些這些族群中為了爭取權利不屈不撓的人，而她表示自己作為一個順性別的白人女同，是從這些人的斗爭中獲益的。“白人至上主義仍在讓有色人種噤聲，而我現在擁有的權利是因為那些領袖的斗爭得來，她們才是我們需要聆聽和學習的人。”

她指出：如今很多人被揭發了，雖然罪行是他們犯下的，但很多人堪稱他們的同謀，很多人對罪行視而不見。“我們依然在歌頌電影人羅曼·波蘭斯基，他是個定了罪的性侵小女孩的人，并且逃避法律判決，一個正義公理的逃犯。”雖然行業在批判韋恩斯坦，但“讓我們開誠布公吧：這份名單依舊很長，而且依舊在為現狀所保護。我們都有任務在身，我們不能扭頭不見。”

佩吉說：“我拍過一部伍迪·艾倫的電影，這是我職業生涯最后悔的事情，我為做過此事感到羞恥。我當時還沒有什么話語權，也不是如今的我，我當時覺得有壓力，因為‘當然了，你怎么能拒絕一部伍迪·艾倫的電影呢？’”但佩吉指出，這不是借口，“我想拍什么電影，最終來說這是我自己的選擇，而那次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我犯了個惡劣的錯誤。”

“我想讓這些男人不得不面對自己做出的行徑，我想他們不再擁有權力，我想讓他們坐下思考：如果沒有了他們的律師、巨款、豪車、大批豪宅、他們的‘花花公子’的名聲和范兒，他們到底是誰？

而我最想要的，是讓這些能促進受害者們恢復，是讓好萊塢覺醒過來，負起一些責任，搞清楚我們全都是這些事情中的一份子。”

佩吉指出：全世界針對女性的暴力還是猖獗，在美國，孕婦面對的最大危機之一是謀殺，跨性別的有色人種預期壽命僅35歲。暴力行為讓她們痛苦不堪：心理健康問題、自殺、濫用藥物、進食障礙……

最后佩吉寫道：“我們在害怕說出什么？為什么這些我們不能說出來？女性，尤其那些最為邊緣化的女性，被剝奪了發聲的權力。而有權有勢的施虐者們想叫多響就能叫多響，想撒多少謊就撒多少，并且依舊在從這一切中獲利。……這是一筆等了很久的賬。”她呼吁：“別讓這樣的行為正常化，別以嚴重程度來比較多個錯誤或犯罪行為，別允許你自己對受害者的發聲麻木，不要停止要求公民權利。對站出來反對虐待和其造成的創傷的每一個人，我都很感激。你們在打破沉默，你們就是革命。”